自2018年，中國正式啟動增值稅減稅改革以來，已經推出了一系列的諸多配套減稅降費措施，截至目前，最大規模的減稅和降費措施都已經實施。增值稅降率是最大規模的減稅，社保費降率是最期待的降費，此外還包括小微企業減稅、企業所得稅減稅等相關改革。減稅降費的效應是非常明顯的，其中一個指標是減少了政府收入。今年4月1日開始的增值稅降率，在5月份的數據中開始體現了，首個月就減少了1113億元的收入。
減稅降費進一步擴大的空間非常有限，因為減稅已經直接體現為政府收入的減少。與以往歷次減稅政策不同，此次減稅力度和規模非常大，不僅反映在政府收入的增速放緩，甚至還能夠直接帶來收入絕對規模的下降。從今年前5個月的地方收入來看，部分地方的累積收入已經是負增長了，那說明4月和5月的當期收入是“斷崖式”下滑了，部分地區雖然能夠保持個位數的增長，但是刨除物價因素之后，實際收入也是負增長。
繼續大幅度降低稅率或費率是很難的，但通過逐步完善增值稅稅制，還是能夠起到一定的減稅效應，并且從現代稅收制度的角度來看，這些改革甚至比降低稅率更為重要。接下來，我們按照難易程度和時間軸，說說可以期待的增值稅改革，這些改革主要是三個目標：中性稅制、公平稅負和提高征收率。
打通金融業的增值稅鏈條
我們經常說，增值稅有較好的“中性”，在2009年之后，中國的增值稅還是消費型增值稅，這兩者疊加在一起，說的就是增值稅具有非常良好的轉嫁機制，任何一個環節繳納的增值稅稅負，都已經提前從下一個環節代收了。從程序上來說，首先是企業實現了銷售，其次是企業做到了代收，最后才是企業實現了代繳。
但是，中國現有的增值稅稅制并不是完美轉嫁的，有一些是技術限制，另一些是制度限制，其中以金融業最為典型。在2016年實行“營改增”過程中，金融業納入了增值稅的范圍，但是規定金融業的增值稅，不得作為下游企業的進項稅抵扣。舉例來說，A銀行向B企業提供了一筆貸款，實現了100萬元的利息收入，其中的增值稅銷項稅為5.66萬（價內稅轉為價外稅），假設該銀行從上游H企業購入設備等的進項稅為3萬；此時B企業的利息增值稅5.66萬是不能在其實現銷售時進行抵扣，因此B企業不僅承擔了A銀行2.66萬的增值稅，還承擔了上游H企業的3萬增值稅。
因此，中國的增值稅鏈條在金融業被“斷開”了，這當然是出于稅收收入的考慮，如果完全打通了金融業的增值稅鏈條，那么金融業的稅收就流失了，特別是考慮到金融業高利潤的行業特征，企業所得稅實施的又是統一的25%稅率，無法對這種利潤差異進行稅收調節。因此，雖然2016年對金融業實施了“營改增”，本質上反而是平移了之前的營業稅制，改革的結果是提高了金融業的利潤率（因為可以抵扣進項），但對下游行業沒有直接影響。
打通金融業的抵扣鏈條，具有三重關鍵作用。首先，從稅制完善角度來說，在金融業這個環節割裂抵扣鏈條，影響的是全產業鏈，而不僅是金融業自身，因此打通抵扣鏈條是受益于整個產業鏈的。其次，能夠快速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，將金融業納入進項抵扣，抵扣的部分就是下游企業融資成本的下降幅度。最后，有利于促進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，在現有的金融業增值稅范圍內，金融業內部的很多交易是免稅的，但是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的借貸是要交稅的，并且還不能抵扣，打通抵扣鏈條能夠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，降低資金在金融系統“空轉”的情形。
逐步合并增值稅稅率檔次
增值稅稅率改革至今，稅率檔次由17%、13%、11%、6%的四檔，減少為目前的13%、9%、6%三檔，稅率并檔取得了較大的進步，每一次稅率調整都會牽涉到征收方和繳納方的成本變化。未來的改革一定會朝向兩檔稅率，其中13%檔次下調的空間非常小，因為這會帶來稅收收入的明顯減少，6%檔次上調的可能性也很小，因為會造成服務業企業的稅負上升；因此，最大的調整方向是取消9%檔次，將其并入6%檔次，9%檔次的行業范圍較小，調整稅率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也相當較小。
稅率并檔的主要原因，不是企業間稅負的不公平。在價稅分離的前提下，行業間稅負的高低是不會影響企業的經營行為和利潤的。稅率為17%，那就代收17%的銷項稅，如果調整到13%，則代收13%的銷項稅。當然，在現實世界里，價稅是互動的，所謂的價外稅只是會計記賬的規則，不是企業的定價行為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經過一段時間的稅率適應期之后，行業間的稅率差異和價格之間的關系會逐步穩定，此時的稅率不再對價格產生影響，行業間的稅負不公也就逐步消除了，此時的稅率差異不再直接影響企業的行為。
稅率并檔的真正原因，是稅收中地區間分布的不公平，從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為的扭曲。從一個產品的生產流程來看，中間環節的稅率差異是不會影響最終產品價格，也不會影響中間企業的利潤，甚至可以在中間環節完全免稅，只在最終環節收稅，也不會有太大差異。但是，從稅收收入的角度來看，稅率差異帶來的影響更為明顯，每個環節要繳納的稅收是用銷項稅減去進項稅，試想一下，如果某個環節是高稅率的銷項稅和低稅率的進項稅，那這個環節的繳稅就較多，反之亦然。各環節繳納的增值稅對應了各地方的增值稅收入，從地方稅收收入激勵的角度，各地方會盡可能發展制造業、盡量不發展服務業，這樣可以把高稅率的銷項開給其他地方，從其他地方購入的進項稅則更低，由此獲得更多的增值稅收入。
當然，上級政府也可以通過財政再分配方式對這種差異進項彌補，但是這種方式的協調成本太高，實施難度相對更大。因此，微觀企業層面的稅負，加總到宏觀地區層面的稅收之后，會產生一些新的問題，解決方案也就需要同時兼顧微觀激勵和宏觀動機。
從“以票控稅”到“以信息控稅”
在我的設想中，最好的增值稅模式是廢除增值稅發票，改用信息大數據征稅。增值稅發票有其時代特征，也必然有其時代約束，在現金交易占主導和信息技術不發達的階段，“以票控稅”能夠有效籌集政府收入，但是究其根本，增值稅發票也是一個信息收集功能，增長稅的抵扣鏈條就是產品/服務的流向，抵扣鏈就是產業鏈。
但是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，有太多因素導致抵扣鏈偏離了產業鏈。一些是客觀經濟因素，例如有些合理的購入沒有計入銷項，有些銷售沒有計入銷項，導致銷項減進項的方式與實際的增加值不同。另一些是稅收制度的設計，例如有些市場主體不具備增值稅開票資格，即使提供了服務或產品，下游企業也無法進行抵扣。現代經濟生產活動的一個特征就是高度的分工細化，分工程度越深，這種偏離幅度就越大。
因此，最理想的模式是整合資金流和物流信息，利用企業間的信息流作為征稅依據。企業只要有銷售，就會反映在資金流上，從技術層面來說，企業很難隱瞞真實的交易，因此可以通過不同信息來源做到“應收盡收”，提高征收率。另一方面，企業發生了產品或服務的購入，同樣也反映在資金流上，無論這種購入的銷售方是誰，該企業均可以作為進項稅抵扣，做到“應扣就扣”。
信息征稅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。首先是降低了征納成本，稅務機關的征收成本下降，納稅人的成本也下降。其次是稅收確定性提高，企業不需要為自己的進項抵扣提供證明，能夠完美預期自身的納稅義務。最后是提高了征收率，無論銷售對象是其他企業還是個人，均不影響納稅義務。
信息整合就是部門整合，是將金融系統和物流系統的信息同步到稅務系統，稅務部門利用的是金融系統的信息記錄。從技術層面來說，現有的信息化建設水平已經逐步達到了信息征稅的要求，信息整合的難度要大于信息建設自身。
這些改革看上去難度很大，要么是財政約束太強，要么是技術難度太大，實施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小。但是，中國的很多制度調整和改革，一旦開始，也是非常迅速和精準的。大概是兩年前，我在一個財稅論壇上提出可以加快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退稅，當時看起來是不可能實施的，但是卻在2019年真的全面推開了。所以，這些值得期待的增值稅改革，或許比我們預料中要來得更早一些。
（作者范子英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）
（來源：澎湃新聞網 ）